工人活动的热潮反复掀起，马共和英殖的矛盾日益严重，英殖当局怒火中烧，3月初，臭名昭着的“紧急法令”颁布，从此一股白色恐怖笼罩在马来半岛，除了大资产阶级，其他人皆被英国人视为疑似马共分子。

英国政府在法令颁布前便展开对纸媒的控制，水苓所在的报社被勒停，相关制报人员被当场抓捕，她因白天在华中上课而躲过一劫。

在班级点名的时候，发现有个经常早到的孩子没来上课，水苓作为老师不免疑惑，问了一下和他关系好的一个男同学。

那个男同学课后在水苓的办公室里，刚开口就哭了出来，吸着鼻子抽噎说：“老师……尹建润他被花旗杀了，就在昨天……”

水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一个才上初一的学生能犯什么事，怎么会……”

“我昨天和尹建润一起走，我去小卖部里买东西，尹建润在外面等我，路过两个花旗军，他们问尹建润哪里有姑娘，尹建润说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就对尹建润开了枪……”男孩哭得肩膀耸动，抬不起头，不断抹泪，“我没敢出去……对不起……老师，我、我……”

水苓拿纸给男孩擦眼泪，哽咽道：“不是你的错…这不是你的错……”

正在谈着话，突然地面雷动，森严又陌生的脚步声走上了教学楼，水苓一出门就被英军拿枪指着脑袋，听见他用英文说跟我过来，在办公室里的那名男孩也被英军一起带去班级里。

水苓看着英军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日记本，上面列了几项内容，诸如“每天上学时走哪条路”“乘哪辆车”“与什么人同伴”之类，连晚上和谁吃饭，家里有几个人睡觉这种事都要写在本子上，每天被英军检查。

在英军出门之前，水苓看见其中一个曾出席徐谨礼庭审的英军朝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眼含蔑视和示威，像是在说：你凭什么反抗我们，你给我等着……

次日，水苓所住的宅邸被强行充公，英军再次否决了她的探视权，她带着女佣住到乡下去，每天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华中给孩子们上课。蒙受学校照顾，在教职工宿舍给她挪了一个床位，午休时可以在学校睡一会儿。

同寝的一个女教师姓钟，还怀着孕，同时有一个两岁的小孩。水苓听闻她也曾参与抗日捐款活动，丈夫是小学校长。日军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抗，一家躲进深山，两个孩子在雨林中得了感染病相继去世。本以为日军走了，日子能好过起来，没想到英国人回来，现在又得战战兢兢地活着。

水苓看着他们夫妻偶尔见面时会想起徐谨礼，不知道他现在在狱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

据说马共和英国殖民者起了武力冲突，闹大了之后，徐谨礼的案件又被拿出来重新审理。水苓四个月后才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他，徐谨礼走进法庭时精神状态明显不好，步伐不稳，手上有刺眼的新伤痕。

这时水苓明白了英国人为什么不杀他。

徐谨礼是马共的高层，在抗日战争中战绩显赫，他们要的是不曾像日本人低头的他在此向英国人低头，以此在华侨中达到心理战的作用。

他们折磨徐谨礼，折磨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

如果他死，代表马共意志薄弱，也可以宣扬他因为曾经的污点畏罪自杀，无论哪一种，对于一直视他为精神符号的人都是一种莫大的打击。

而他不死，则要一直承受这样的折磨，没有人知道英军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样毫无理由的指控和暴行。

他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，所以即使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下去了，他也要活着。

水苓上法庭，看见他瘦到有阴影的脸颊，以及被睡眠剥夺到神智恍惚睁不开眼要随时倒地的状态，一时未能忍住眼泪，被审判长要求不准在法庭上哭哭啼啼。

她擦去泪水，忍住哽咽，挺直腰杆，如同以往无数次说的那样：“我不认同任何对于我丈夫的指控，他是无辜的。”

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，只要他没死，她就会陪他走下去。

当晚她回到乡下的村庄，半夜里正睡着，忽然被人破门而入，英军高喊着：“全部出去！全部出去！”

惊恐和慌张笼罩在人的心头，水苓和女佣连外衣都未来得及穿好就被赶出门外，站在乡下一片空旷的草地上。

不到十五分钟，刺耳的枪声在躁动的黑夜中响起，她浑身一抖，回头看去，这时还没有出门的人被英军无故枪杀，倒在了家门口。

英军围成一个圈，拿枪指着圈里的人，其他的英军到村庄中进行“检查”，带着华侨的财物出来后，点起了火把，开始焚烧这一带的华侨居所。

冲天的火光，接连烧了一百多户人家，水苓她们所住的那间房屋也被烧毁，枕头下还有她任教几个月攒下来的工资，床底还有半袋米，家中的衣物和她教书用的教材等等，都被这一把火烧光。

有胆子的青年出声质问，为何要焚烧他们的家，被一枪击倒在地，家人伏在他身上哭嚎，也被接连几下枪响解决。

财产没了